两岸三地杂志

舊德醉心如美酒

2013-07-26 16:08 来源:未知 作者:文 李田 書法 毛超英 浏览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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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熙載《藝概•書概》:“寫字者,寫志也。”書法雖不似詩歌通過語言直抒胸臆,但它那藝術化的線條組合和筆情墨韻,同樣寄寓著作者的藝術情趣。一幅優秀的書法作品猶如一首優美的詩,情感篤深,意韻濃郁,使品味者有雋永之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漫談書法創作與欣賞

中國書法是一種超越表像模擬而直指心性的藝術,在意象的抽象線條中展現出中國人文精神。書法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精神表現之一,乃中國特有傳統,源遠流長,書法是時代精神的集中反映,書法藝術能穿透時代的局限,展現其感人的魅力。書法藝術其造形的基本要素是點、畫、形、量、質、墨色六項。

顛張”——唐代酒文化興盛的表現

唐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,是個大開大放、文化全面繁榮,極具浪漫氣息的自由奔放的時代。它造就了許多思想自由之下的頂峰,詩歌、舞蹈、書法無不如此。可以說,酒在這樣的時代充分發揮了它的作用。杜甫的《飲中八仙歌》,就記述了當時長安市上的八位“酒仙”。他們處於同一時代,又同在長安,大唐風尚可見一斑。而草聖張旭就是“酒中八仙”之一。

張旭為人灑脫不羈,豁達豪放,嗜好飲酒,常常喝得大醉,呼叫狂走,揮毫作字,甚至以頭髮蘸墨書寫,時人稱之為“張顛”。他的書法上承張芝、二王一路,創造出“變動如鬼神”的狂草。不過,張旭雖以草書聞名,但他也“曉精楷法”,和他的狂草完全不同的是,他的楷書則完全是虞歐筆法,端嚴規整。狂草是書法中自由表現上的極致。如果沒有酒的作用,“脫帽露頂王公前,揮毫落紙如雲煙”如何成為可能,將是一個疑問。《新唐書》上就有記載,張旭“既醒自視,以為神,不可複得也”。此外,唐代書法有個值得關注的現象,那就是書壁。張旭每至酒酣,便狂呼大叫,在粉壁、屏障上潑墨揮毫,筆走龍蛇,那種滿壁縱橫的氣勢,沒有酒力助之更是難以想像。

與張旭並稱的懷素,是位“狂來輕世界,醉裏得真如”的僧人。比之張旭,懷素似更灑脫。醉僧懷素曾種蕉練字,有“硯泉”、“筆塚”的傳說,一日九醉,只是埋首於書法,“遇寺壁裏牆,衣裳、器皿、靡不書之”,極大地成就了書法。五代僧人草書家貫體曾以《觀懷素草書歌》讚美懷素:“張顛顛後顛非顛,直至懷素之始是顛。”他“忽然絕叫三兩聲,滿壁縱橫萬千字”,“醉來信手三兩行,醒後卻書書不得”,這都充分說明了酒對書法的催生、對它的逞才使氣達到了多麼重要的程度。

在這裏,酒作為藝術創作的刺激物,發揮了恰到好處的作用。飲酒與不飲酒是極為不同的,醉酒又有別於“縱酒”。書家借助酒的神力,對舊有的書風實現了神奇地突破,繼而進入隨意揮灑,“雖複變化多端,而未嘗亂其法度”的至高境界。

宋元明清書法與酒精神同一性

到了宋代,蘇、黃、米、蔡是代表宋代書法的四大家【注:“宋四家”中,前三家分別指蘇軾(東坡)、黃庭堅(涪翁)和米芾(襄陽漫士)一般認為所謂蔡是指蔡襄(君漠),但亦有人認為是蔡京,究竟指誰,卻歷來就有爭議。其中蘇軾和酒的淵源最深。他一生坎坷,是位喜酒的文人兼書家。詩文中涉及到酒的篇章比比皆是,如“明月幾時有,把酒問青天”,“身後名輕,但覺一杯重”等等;流放間,與百姓相處融洽,喜歡同村野之人對飲;在惠州期間,甚至給很多當地的酒起過名字。酒後作書自然不在話下,他曾說,“我書意造本無法,點畫信手煩推求”,也就是說,他作書崇尚“信手”寫來,喜歡即興創作的那種放鬆和隨意。書法史上還有米芾置酒邀蘇軾對書的一段佳話。酒後作字,使一代文豪留下了平時不及的精品佳作。

但是宋朝較之唐朝,整個時代的風尚早已大異其趣。在激情奔放的唐朝,儒釋道三教多元並存,諸家“各顯神通”,都得到了很好地發展。和它對應的,書法也走向兩個極端,一個是規範化之下的唐楷,另一個就是充分展現個性、靈感迸射的狂草。而到了宋朝,由於三教合一,出現了以儒家為主,禪道相摻的有序局面,形成了相對內斂含蓄、恬然淡雅的文化風尚。在這種氛圍下,宋人轉而以書寫行書為主,例如“宋四家”便多以行書行世。總的說來,宋人比唐人“老實”,他們更內斂,酒也喝得少了。

到了明清時期,又出了幾個嗜酒且個性奇的書家,如徐渭、王鐸、八大山人、傅山等等。這些人天賦異稟,卻也都鬱憤癲狂,桀驁倔強,因此也喜歡借酒抒懷、寄情翰墨。其中,最善飲的首推王鐸,有千杯不醉之稱。傅山也喜酒後走筆:“醉後突兀興不已,灑作粉壁石傾斜。”顯然,對他們來說,酒是他們生命當中的激發素、催化劑,一個烈性炸藥的雷管。如果沒有酒,他們的創造力極有可能被封死在僵化的生命歷程當中;正是因為酒,他們才得以換一種思維,換一種狀態,從而在困厄的人生裏,煥發出藝術的活力。

 (李田,青年文化學者,現供職於高校圖書館,本刊藝術顧問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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